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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階級、與民族主義:

越南語言文字演變之探討

 

 


 

 

 

 

 

 

 

 

 

 

 

 

前言

越南曾受中國的直接統治達千年之久(公元前111-公元939),稍後雖脫離中國的直接統治而獨立建國,卻仍與中國維持一定的藩屬關係,直到1945年胡志明宣佈越南獨立後才正式劃清與中國的關係。

        在中國統治的期間,漢字被採用為正式的官方文字。稍後的藩屬國期間民間發展出民族文字「字字喃」;十六世紀末也經由西歐傳教士傳入羅馬字來書寫越南語。雖然這二種文字很早就出現,漢字在當時仍被官方視為唯一正統的書面語。漢字的正統地位直到二十世紀才被打破;1945年以後由羅馬字取而代之而成為當今越語唯一的書寫系統。

雖然台灣也在十七世紀初經由荷蘭傳教士傳入羅馬字[1]使得羅馬字成為台灣歷史上第一個完整的有系統的書寫文字,然而隨漢移民遷入台灣的漢字卻後來居上,成為當今台灣社會的書寫文字之主流。

本論文以越南語言文字演變之例來探討語言使用、階級、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並分析何以越南能成功地從漢字轉變為羅馬字。本文指出越南羅馬字化成功有內在和外在二大因素:內在因素包含“具讀寫能力”和“反封建社會”的需求;外在因素包括“去中國化”及“反帝國主義”的國際潮流。

漢字文化圈之歷史背景

所謂的「漢字文化圈」,[2]是指曾經或還在使用漢字的國家,諸如越南、韓國、日本、台灣和中國等。在這區域內,中國曾扮演主宰的角色,在政治、文化上對其他國家具支配的影響。

公元前111年,中國將越南納入直接統治,直到十世紀越南才脫離中國而獨立。公元前108年中國征服古朝鮮,設立「樂浪」、「真番」、「臨屯」和「玄菟」四郡;直到四世紀,「高句麗」人攻佔「樂浪」郡,朝鮮才脫離中國的統治。日本從先秦時代即有和中國接觸的紀錄,漢武帝更曾賜日本「漢委奴國王」金印;雖然日本未受中國直接統治,但是在漢朝和唐朝盛世的影響力下中國也變成日本學習模仿的對象。

漢字文化圈的國家除了政治上受中國支配外,另一個共同特色就是借用「漢字」、引進「儒家思想」和「科舉制度」。他們在借用漢字後,均發覺漢字無法完整表達他們的語言;於是利用漢字做「訓讀」、「音讀」或造新漢字來應付這個問題,甚至後來更慢慢發展出新的文字系統,譬如越南的「字字喃」(Chu Nom)、韓國的「諺文」(Hangul)、和日本的「假名」(Kana)。雖然他們的人民有發展出自己的文字系統,然而這些新文字在國內(本土封建朝廷)和國外(中國皇帝)之雙重壓迫下,均無法和正統的漢字相對抗。原因是在大中國的政治文化架構下,各國的封建王朝不得不接受漢字和其四書、五經等古典並將之列入科舉制度。久而久之,那些精通漢字、科舉出身的封建官僚為維持本身的既得利益,也就附和漢字的正統地位並利用封建朝廷的力量來壓制國內的非漢字發展。譬如,韓國「李朝」的集賢殿副提學「崔萬里」(Choe Mal-li)1444年上疏李朝「世宗」,反對推行諺文。他說:

 

我朝自祖宗以來  至誠事大  一遵華制  今當同文同軌之時  創作諺文  有該觀聽  儻曰諺文  皆本古字非新字也  則字形雖倣古之篆文  用音合字盡反於古  實無所據  若流中國  或有非議者  豈不有愧於事大慕華...自古九州之內  風土雖異  未有因方言而別為文字者  雖蒙古西夏女真日本西蕃之類  各有其字  是皆夷狄事耳無足道者  傳曰用憂變夷  未聞變於夷者也  歷代中國皆以我國箕子遺風  文物禮欒  比擬中華  今別作諺文  捨中國自同於夷狄  是所謂棄蘇合之香而取螗螂之丸也  豈非文明之大累哉... (Lee 1957:4)

 

就語言文字學習效率的角度來說,漢字不但複雜、難學,[3]而且那些用「文言文」書寫的古典經書更是難懂;於是造成古典經書的「解釋權」掌握在精通漢字的文人手裡。相形之下,打赤腳的工農階級平常忙於耕作、勞動的時間都不夠了,那有時間“十年寒窗”苦讀漢字和經典。於是漢字文化圈在長期使用漢字的情況下,逐漸形成“掌握漢字的文人統治階級”和“不懂漢字的被統治階級”的對立。這種階級對立的情形一直到十九世紀末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逐漸興起後才開始有轉變。

那些廣大的勞動階級為著紀錄自己的日常生活語言,而發展出「字字喃」、「諺文」和「假名」並在民間流傳使用。這些文字雖然在大中國的政治、文化架構下不受重視,然而在二十世紀政治、文化、價值觀改變後,用這些文字寫的作品卻得到後人的肯定。譬如,字字喃的「翹傳」、諺文的「沈清傳」及假名的「源氏物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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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羅馬字在台灣的發展,請參閱Chiung (2001).

[2] 詳細請參閱蔣為文(1997)

[3] 有關漢字的問題,可參閱DeFrancis (1990; 1996)或蔣為文(2001)